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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背后的孤寂:《秀拉》中的性别主义

时间:2010-12-19 09:42来源:论文网 点击:次 [收藏到QQ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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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秀拉》中反映的黑人妇女面临的性别主义歧视及其根源,在种族主义社会中,对黑人妇女而言从来没有主人公希望的绝对自由,黑人妇女只有与黑人男性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战胜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带来的双重迫害,超越孤寂。
关键词:性别主义;性别角色模式;性模式;《秀拉》
 

1993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托尼·莫瑞森(ToniMorrison)是美国最有才华、对黑人女性的命运予以特别关注的黑人女性作家。在她的第二部小说《秀拉》中,黑人妇女不仅与黑人男性承受着相同的种族歧视,同时还不得不面对性别歧视的压迫。《秀拉》常被看作探讨伦理道德或女性友谊的小说,黑人女权主义者巴巴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曾断言,《秀拉》是一部同性恋小说。[1]然而通过对小说的分析不难看出,性别主义对黑人女性造成了精神上难以弥合的伤害,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而建立黑人男性与黑人女性之间的同志关系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秀拉》发表于1973年。小说描写了两个黑人女孩秀拉和奈尔从少年到成熟女性的成长过程,回顾了黑人社区“底层”46年的人世变迁。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27,展示了黑人社区的神秘气氛和少年秀拉与奈尔的友谊。第二部分描写秀拉10年游历后重归黑人社区,却被社区所抛弃。从少年时代开始,秀拉努力追求一个黑人女性真实的自我,她希望突破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樊篱,却总是不断受到社会的阻碍。无奈之余,秀拉寄希望于性爱,开始了一系列实验性质的性游戏,却最终被这种无边无际的激情所伤害,陷入了深深的孤寂。然而她与黑人青年阿杰克斯的恋爱却带给了她从未有过的自我完整感,从而暗示出解决秀拉孤寂的途径是与黑人男性建立起同志关系,而这也正是莫瑞森给身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指出的光明道路。一习俗化的性别主义父权制,是指通过提倡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而赋予男性特权的文化。[2]男性往往被认为是理智、力量和妇女保护者的化身;女性则是情绪化、软弱、顺从的代名词,男女地位的差别则是由身体构造的差异所决定的,这种不平等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知道,性别主义与种族主义一道形成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基石,而对黑人妇女而言,性别主义比种族主义更具压迫性。[3](P18)黑人妇女所承受的种族主义几乎总是以性别主义的形式体现,男性霸权所带来的总是对妇女的歧视、剥削和压迫。值得注意的是,黑人妇女所面对的不仅是来自白人男性的歧视,黑人男性也是性别主义的合谋者。在《秀拉》中,来自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显然是莫瑞森关注的焦点。性别主义鼓励所有男性将黑人妇女视为堕落的女人。历史上,特别是奴隶制时期,黑人女性就被贴上了野性、邪恶的标签,承受着白人男性的性压迫。与白人男性一样,黑人男性认为黑人妇女相对与其他种族的妇女而言也更为放荡、低贱。她们常常被当作性目标,自身的性愿望完全被忽视,而对妇女的恣意进攻则正是男性显示自己男子气的重要手段。《秀拉》中,黑人男性对女性的垂涎是赤裸裸的。在第三章,莫瑞森对黑人男性的欲望作了生动的描写:“老老少少的男人们就这么一个挨一个的呆在这些店门口……他们特别盯着妇女看。要是有一个女人走过来,上年纪的男人就轻轻抬一抬帽子;年轻的就劈一劈双腿再合拢上。”[4](P46)很明显,妇女们仅仅扮演着性对象的角色。在12岁的时候,秀拉与奈尔就经历了这种侮辱。她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街过巷。“上年纪的男人瞅着她们玉米棒似的圆腿。‘猪肉’,他们人人脑子里都出现了这个字眼。而其中一个年轻人把这两个字音说出了口。”[4](P47)在男人们色情的想像中,女孩只是供品尝、挑选和评价的动物。女性的主体性完全被忽视,她们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性要求。20世纪的黑人男性领导巴拉卡就曾极力倡导建立黑人父权制。他说:“我们的制度应将女性作为男性的补充物。我们不相信男女之间的平等。”[3](P89)性别主义十分贬低妇女在社会中的价值,要求妇女服从僵硬的性别角色模式,以此证明男人的男子气,而女性的自信和自尊却在这种模式里消蚀殆尽。事实上,性别主义只给女性身份提供了两种选择:要么服从父权制,做一个“好”女孩、“好”妻子、“好”母亲;否则就是遭人唾弃的“坏”女人。那些敢于挑战传统的“坏”女人,往往被人利用和抛弃,在社区里得不到任何尊重。秀拉是不畏传统的,她宁肯做一个自由的舞女也不愿被套上婚姻的枷锁。她冲破重重阻碍,10年游历,却只换来“恶魔”的骂名。男人们垂涎她的美貌,却嘲笑她是“蟑螂”;他们和她调笑,却称她为婊子”。对她与白人男性的交往,黑人男性更是极端仇视,因为她的行为直接危胁着他们在社区中的霸权地位———他们不再是黑人女性的惟一。而其他的黑人妇女也对秀拉怀着敌意———她们怕秀拉抢走了她们的男人。在黑人社区里,秀拉无疑是最自由的女人,然而她也是一个完全孤独的女人。可以说,秀拉是性别主义最直接的牺牲品,而对于那些“好”女孩,婚姻则是对她们最高的奖励。性别主义披上了浪漫的外衣,被冠以爱的名义。“好”女孩被局限在家中,她们的个人愿望被强迫转向做母亲、妻子的职责。性别主义赋予男性重要的社会地位,而种族主义却使黑人男性难以履行养家糊口的责任。徘徊在理想的男子气与现实无奈的困境中,黑人男性最后只剩下一张王牌———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女人,于是在同性竞争中败北的黑人男性便往往将自身的挫败感全部倾泻在黑人妇女身上。“好”女孩奈尔的婚姻就是这样一场悲剧。她的未婚夫裘德屡屡谋职却总是失败。为了证明自己,绝望之余,他狂热地希望行使一个男人的权力而强迫奈尔嫁给了他。在这场婚姻中,奈尔的主体性被无情地遮盖了,她只是丈夫的附庸,一个男人的补充物。裘德最后抛妻弃子、流落他乡,只留下奈尔苦苦支撑,将自我意识包括性意识完全埋葬在男人所称道的母职之下。不难看出,对女性社会价值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其实都是出于男性的需要:他们希望“好”女人做妻子、母亲;而对“坏”女人则加以利用和控制,以此巩固自己的独断地位。其实这种往往以爱为借口的对女性的控制是根植于西方白人的价值观的。“在西方的价值观念里,爱充满了占有、扭曲和腐败。”[5]黑人男性和部分黑人女性内化了白人社会的性别角色模式。殊不知,这样的模式对于黑人男性与女性都会带来深深的伤害。对于女性而言,这样的爱与控制实在是一场不见血的杀戮。正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所言,与黑人男性相比,黑人女性的生活更为悲苦。除去面临相同的种族压迫问题,她们还必须承受女性所面临的来自男性甚至是本族男性的性别歧视。她们常被丈夫抛弃而在无奈之中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与白人女性相比,她们单身人数更多,子女更多;她们在劳务市场的比例更大,收入更低,工作的时间更长,家庭负担也相对更重。[6]可见,无论是秀拉样的惊世骇俗,还是奈尔式的默默承受,其实都只是黑人妇女陷于双重困境中的无奈之举。二在黑人社区中,性模式是与性别角色模式相吻合的。习惯上黑人男性可以主动地进攻女性,而女性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性的挑选。对那些不愿被传统性别模式所禁锢的黑人妇女,黑人男性既怕又恨。斯金(Schien)评论道:“我们(黑人男性)认为妇女应该在她们应在的位置上。只有这样,我们的权力才能得到保证。我们常常恐惧妇女对我们权力的挑战,特别是在卧室里的挑战。因此我们憎恨那些自大傲慢的女人。”[3](P103)秀拉正是这类为黑人男性所畏惧的女人。与奈尔不同,她对那些失意的男人绝无同情。相反她认为黑人社区和社会习俗对黑人妇女的要求过于苛刻,迫使她们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男人和家庭,而自身的要求却得不到回报,最终只能选择逃避自我。因此秀拉即使冒着被孤立的危险,也要努力摆脱性别主义规定的性别角色,在传统的女性角色之外寻找真正的自我。由于长期被看作男性的性目标和被动的性工具,秀拉选择了把自主的性爱作为反抗男权的手段,从这一点上对父权制进行了直接的颠覆。这实在是一个赤手空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社会价值的黑人妇女惟一能做的反抗。她主动选择与白人男性发生关系,被黑人男性骂为“婊子”。这些黑人男性一方面竭力地羞辱她,而另一方面也不放过将她继续作为性目标的念头。他们在脑子里反复想像她与白人男性的关系,有的年轻男人甚至在想像中折磨她。正如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臭名昭著的强暴一样,黑人男性对女性的折磨同样与父权制紧紧相连。这种对女性的占有剥削“在一定程度上把黑人男性与白人男性联系在一起,因为二者都惧怕女性不受拘束的自主的性欲”[7]。因此黑人男性对秀拉的折磨不仅是对她自主性的憎恨,更是对男性权力旁落的恐惧。女权运动中,女性主义者坚持女性应该摆脱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性工具角色,她们应该采取性主动的态度,主动地选择自己的性伴侣,从而改变传统的性模式。艾伦·威利斯(Ellen Willis)在《走向女性主义性解放》一文中就曾指出:“性解放不仅要消除对女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创造培养满意的性关系的社会和精神条件……性别不平等正是影响性愉悦的重要障碍。”[8]秀拉实际上正是因为扮演了性的主导者角色而为黑人男性所唾骂的。传统上,女性应是羞怯、脆弱、没有性意识的,即所谓“女性化”的,而秀拉却不甘于传统的角色定位,大胆地抗拒固有的性模式。如男人挑选女人一样,秀拉任意地选择男人也抛弃男人。她勇于冒险,相信自己,乐于尝试任何事物,以此来追求父权制中独属于男性的权力。莫瑞森曾将这种冒险精神称作男子气,她说:“他们创造自身,希望发现自身。这种气质在女性身上也有。秀拉在这方面是男子气的。”[9]确实,秀拉与不同男性的一系列不带感情色彩的性行为正是她寻求自我的途径。现实生活中,黑人妇女从来没有被男性当作完整的独立个体来对待,在性关系中更是如此。最终,秀拉放弃了在性行为中与男性融合的努力。与男性的性关系只是她发泄情感的渠道,是感受自我存在的场所。当她追求性的权力时,她不是在寻找一个同伴,而是在寻找另一个自己。感受着自身的持久力和无限能量,秀拉觉得躺在一个男人身下处于就范的地位是天大的讽刺。只有在性行为以后,她才能短暂地感受到一个真实的自我,在那无边无际的孤独中体会到暂时的和谐与完整。性只是这个可怜的女人感受自我存在的惟一途径。在这场游戏中,只有性而没有爱。可见秀拉放纵的行为其实并非是对性本身的兴趣,而是她深刻体会自我真实存在的精神历程。然而在这种试验性的生活里,她不但没能找到自我,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孤寂,为她自身的火焰所深深伤害。像一只扑火的飞蛾,她为了理想搭上了身家性命!生长在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受祖母夏娃坚韧的性格和母亲汉娜放纵的行为所影响,秀拉带着她与生俱来的热情不断创造,希望摆脱既非白人也非男人的两难处境。然而,单纯的性行为对她而言并不足以表达她的感受,放纵的性爱只能给她带来孤独与绝望,而这种绝望是那么深刻,抹掉了一切有他人存在的可能性。每一次她都希望能集中力量感受自我,可每一次的结果都是支离破碎:“全身的一股股力量在她体内聚集,看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挣断……但它还真断了、散了。在那狂风骤雨般的欢乐之中有一只悲切的眼睛。”[3](P116)对于秀拉,性爱不仅没有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深了她的孤寂感。她全力地反抗传统的性模式,极力地追求自主性,却不懂得性别主义导致的性别不平等才是她的悲哀之源。只有消除了这种不平等,她才能感受到性的愉悦,真正体会到个体的和谐与完整。在《教育黑眼睛的苏珊们》一文中,玛丽·华盛顿(Mary Washington)曾按历史阶段将黑人女性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悬挂的女人,她们完全是社会和男性的牺牲品,对自身的处境无能为力;第二类是同化了的女人,她们希望被白人社会所同化;第三类是刚独立的女人,她们逐渐意识到自身在精神和政治上所受到的压迫,开始希望开创一种崭新的生活,常常进行激进的实验,盼望目前的生活能有所改变;而最后一类则是解放了的女性,她们知道她们想要什么,并开始追求它。[2](P83)很明显,秀拉尚处于第三阶段。她已经开始觉醒,明白地知道自己的悲剧在于既非男人也非白人,然而她对自己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却并不清楚。我们承认秀拉是性别主义的牺牲者,也是积极的反拨者,然而她有局限性。她的局限性在于“她不能与他人建立联系,她不爱任何人”[10](P144)。在她的一生中,秀拉几乎没有从他人处得到过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她也从没付出过什么。因为没有找到一个正确有效的渠道来表达感情,秀拉错误地将一系列的性游戏作为自己的解放之路。然而这种实验性的生活从一开始便注定着失败,她在性爱过程中即兴创造的自我其实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自我。如小说所言:“她没有中心、没有可以围绕之生长的中心。”[3](P103)换言之,她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联系事物的标准。她确实打破了传统,可她认识事物的方式是孤立的。秀拉曾承认她的心里有一片空地,而这空地需要的恰恰是爱、理解和责任。所以秀拉仅仅是一个刚刚有着独立意识的黑人女性,她离真正的成熟和解放,还有一大段路要走。的确,承认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并不代表女性就要走向憎恨男性的另一个极端。如果这样,女性主义者也仅仅是完全推翻了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而不能对它进行有效的抨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中,女性主义者倡导的是通过激进的手段达到与男性地位平等的目标。但在这两次浪潮中,白人女性主义者均占据了主导地位。她们漠视黑人女性切身的种族压迫,要求黑人女性承认性别歧视大过种族歧视。而所谓的黑人解放运动,是以黑人男性为中心的,他们的口号是种族压迫大过性别压迫。在这两个运动中,黑人女性总是处于被迫沉默的状态。如何在困境中求得生存?如何面对女权主义主体的种族意识?这是黑人妇女必须思考的问题。事实上,许多黑人女性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艾丽丝·沃克就提出了“女性主义者”(womanist)的说法,其定义之一便是“爱自己的男人”。莫瑞森也提出“民族文化女性主义”(ethnicculturalfeminism),强调黑人女性一定要回归社区、回归黑人性,与男性同胞联合起来。[2](P394)其实,这才是黑人女性在夹缝中的无奈应对,也是黑人女性主义与白人女性主义的重要区别之所在。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黑人妇女绝对的自由从来就不曾有过。黑人女性无法也不可能将黑人男性从生活中完全抹去。因此,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是同化白人主流文化的性别主义,成为压迫黑人妇女的帮凶,还是与黑人妇女联合起来,与共同面对的种族主义作战,这是黑人男性必须作的选择,也是莫瑞森为何特别在《秀拉》一书中集中探讨黑人男性对黑人妇女的性别压迫的原因。阿杰克斯是秀拉在社区中的黑人恋人,他尊重妇女。平等的恋情给予了秀拉从未有过的完整感,实现了她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标。秀拉的证明命运了在种族主义的阴影下,黑人妇女只有与这样的黑人男性联合起来,才有可能超越孤独,寻求到相对的自由。这不仅是对黑人女性的启示,也是对黑人男性提出的要求。秀拉与阿杰克斯的恋情蕴含着深深的同志情谊。阿杰克斯对待妇女的方式不同于其他黑人男性,他关注的是女人的灵魂而不仅仅是她们的身体。他从不企图控制妇女,或是把她们作为自己的延伸,相反,他尊重她们,使她们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阿杰克斯与秀拉的地位是平等的。这种珍贵的平等关系,秀拉仅仅在少年奈尔身上感受过。莫瑞森曾说:“阿杰克斯是惟一一个和秀拉谈话的男人,是一个让她恣意而为的男人,是一个让她希望有所付出的男人,是一个让她努力建立一种永久关系的男人。”[10](P18)与人交流合作的感觉是他们恋情中最珍贵的部分,也是秀拉在其他性游戏中所缺失的部分。正是这种联系使秀拉第一次感受到了完整的自我,达到了男女间最佳的交流状态。在他们的性爱中,秀拉喜欢居于上方。这使她确信自己具有控制身体的权力,并由此进一步证明自身的存在。这与躺在其他男人的身下是多么不同!在他们的关系中,秀拉希望自己是发掘阿杰克斯身份的雕塑家。想像中,她手握锥子,刺进阿杰克斯的身体。她抹去了他脸上的黑色,露出下面的金色,再露出了石膏层,直到一层沙土出现。在研磨的过程中,秀拉希望发现阿杰克斯的真实本质。她的行为在隐喻的层面上颠倒了两性之间的性模式。“尽管身体被阿杰克斯进入,但秀拉在想像中已经通过锥子刺进他的身体,从而占据了文化上的男性主导地位。”[11]但当这种研磨发展到极致,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便转向了占有关系,从而导致了他们之间恋情的崩溃。这一次是秀拉开始思考如何为沙土浇水,使它永远肥沃。由此可见女性对男性的占有欲,正如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欲一样,是多么地具有杀伤性!因此,对父权制的颠覆并非是彻底的颠倒性别模式,而是发展一种和谐平等的同志情谊。不幸的是秀拉走得太远而最终丧失了她一生中惟一一次真实的与男性交融的机会。在黑人妇女的生活中,种族、性别是不可分的两部分。在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种族主义使秀拉沦落为被白人视为性对象的演员,即使在黑人社区,她也必须面对着来自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从小她就受尽侮辱,成年后更为男人所唾弃。秀拉实际上是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双重压迫下的牺牲品。她性情古怪,而这又正是她所处的社会限制其自由的结果。而她始终坚持着和所有压迫作战,努力地追求自尊、自由和个人的完整,这种勇气是为人称道的。然而,秀拉企图以个人的力量发起一场对世界的战争,却在这场孤独的战争中失掉了自身的平衡。她以极端个性化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狂热地追求着性的自由,却无法与他人建立任何联系。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像一团熊熊烈火把她灼伤,最终一个人惨死在封闭的阁楼上。不难看出,对黑人女性而言,绝对的自由从来不曾有过。她们真正应关心的是如何在双重压迫的夹缝中求得平衡与完整、爱与生存。正如女权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所倡导的:女性应学会与男性建立联系,将他们视为朋友、爱人和战友。艾丽丝·沃克也曾提出,黑人女性必须与黑人男性协作起来,才能成就整个种族的生存与完整。[2](P97)事实上,在奴隶制和战后重建时期,黑人男性与黑人女性的确曾是同一战壕里为争取自由而战的同伴。他们同是种植园经济下的被剥削者,黑人妇女也因此曾有过强烈的自主意识和与黑人男性合作的关系。莫瑞森曾说过:“黑人男女的关系更倾向于同志关系,而非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12]然而,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又都是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内在化了的白人意识形态使他们相信西方的价值观,男性企图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主宰,妇女被置于边缘地位,二者却都为僵硬的性别角色模式所深深伤害。因此,黑人男性只有祛除西方白人文化的影响,才有可能与女性一起为自我的生存而战。而黑人妇女也只有与黑人男性建立相互理解、和谐平等的同志关系才有可能超越性别主义带来的孤独,与男性一道面对种族主义的威胁。秀拉与阿杰克斯的恋情无疑是莫瑞森为黑人女性争取自我指出的解放之路。

参考文献:

[1] Smith, Barbara.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A]. In

Jacqueline Bobo (ed.).Black Feminist Cultural Criticism[C].

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Inc.,2001.15.

[2] Tyson, Lois.Critical Theory Today[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9.

[3]Hooks,Bell.Ain’t lA Woman[M].Boston:South End Press,

1981.

[4]托尼·莫瑞森.秀拉[Z].胡允桓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8.

[5] Tate, Claudia.Black Women Writers at Work[M]. New York:

Continuum, 1983. 123.

[6] Wood, Julia T.Gendered Lives[M]. Washington: Thomson

Learning, 2001.80.

[7] Peach, Linden.Toni Morrison[M]. Hampshire: Macmillan,

1995.53.

[8] Hooks.Feminist Theory:From Margin to Center[M].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0. 150.

[9]Williams, Lisa.The Artist as Outsider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and Virginia Woolf[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104.

[10]Taylor-Guthrie, Danille.ConversationswithToni Morrison[C].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11] Duvall, John N.The Identifying Fictions of Toni Morrison

[M]. NewYork: Palgrave, 2000. 61.

[12] Mori, Aoi.Toni Morrison and Womanist Discourse[M].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7.

收稿日期:2003-11-10

作者简介:王海萌,,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教师,硕士,主要

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提 要: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秀拉》中反映的黑人妇女面临的性别主义歧视及其根源,在种族主义社会中,对黑人妇女而言从来没有主人公希望的绝对自由,黑人妇女只有与黑人男性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战胜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带来的双重迫害,超越孤寂。
关键词:性别主义;性别角色模式;性模式;《秀拉》
 

1993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托尼·莫瑞森(ToniMorrison)是美国最有才华、对黑人女性的命运予以特别关注的黑人女性作家。在她的第二部小说《秀拉》中,黑人妇女不仅与黑人男性承受着相同的种族歧视,同时还不得不面对性别歧视的压迫。《秀拉》常被看作探讨伦理道德或女性友谊的小说,黑人女权主义者巴巴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曾断言,《秀拉》是一部同性恋小说。[1]然而通过对小说的分析不难看出,性别主义对黑人女性造成了精神上难以弥合的伤害,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而建立黑人男性与黑人女性之间的同志关系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秀拉》发表于1973年。小说描写了两个黑人女孩秀拉和奈尔从少年到成熟女性的成长过程,回顾了黑人社区“底层”46年的人世变迁。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27,展示了黑人社区的神秘气氛和少年秀拉与奈尔的友谊。第二部分描写秀拉10年游历后重归黑人社区,却被社区所抛弃。从少年时代开始,秀拉努力追求一个黑人女性真实的自我,她希望突破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樊篱,却总是不断受到社会的阻碍。无奈之余,秀拉寄希望于性爱,开始了一系列实验性质的性游戏,却最终被这种无边无际的激情所伤害,陷入了深深的孤寂。然而她与黑人青年阿杰克斯的恋爱却带给了她从未有过的自我完整感,从而暗示出解决秀拉孤寂的途径是与黑人男性建立起同志关系,而这也正是莫瑞森给身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指出的光明道路。一习俗化的性别主义父权制,是指通过提倡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而赋予男性特权的文化。[2]男性往往被认为是理智、力量和妇女保护者的化身;女性则是情绪化、软弱、顺从的代名词,男女地位的差别则是由身体构造的差异所决定的,这种不平等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知道,性别主义与种族主义一道形成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基石,而对黑人妇女而言,性别主义比种族主义更具压迫性。[3](P18)黑人妇女所承受的种族主义几乎总是以性别主义的形式体现,男性霸权所带来的总是对妇女的歧视、剥削和压迫。值得注意的是,黑人妇女所面对的不仅是来自白人男性的歧视,黑人男性也是性别主义的合谋者。在《秀拉》中,来自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显然是莫瑞森关注的焦点。性别主义鼓励所有男性将黑人妇女视为堕落的女人。历史上,特别是奴隶制时期,黑人女性就被贴上了野性、邪恶的标签,承受着白人男性的性压迫。与白人男性一样,黑人男性认为黑人妇女相对与其他种族的妇女而言也更为放荡、低贱。她们常常被当作性目标,自身的性愿望完全被忽视,而对妇女的恣意进攻则正是男性显示自己男子气的重要手段。《秀拉》中,黑人男性对女性的垂涎是赤裸裸的。在第三章,莫瑞森对黑人男性的欲望作了生动的描写:“老老少少的男人们就这么一个挨一个的呆在这些店门口……他们特别盯着妇女看。要是有一个女人走过来,上年纪的男人就轻轻抬一抬帽子;年轻的就劈一劈双腿再合拢上。”[4](P46)很明显,妇女们仅仅扮演着性对象的角色。在12岁的时候,秀拉与奈尔就经历了这种侮辱。她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街过巷。“上年纪的男人瞅着她们玉米棒似的圆腿。‘猪肉’,他们人人脑子里都出现了这个字眼。而其中一个年轻人把这两个字音说出了口。”[4](P47)在男人们色情的想像中,女孩只是供品尝、挑选和评价的动物。女性的主体性完全被忽视,她们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性要求。20世纪的黑人男性领导巴拉卡就曾极力倡导建立黑人父权制。他说:“我们的制度应将女性作为男性的补充物。我们不相信男女之间的平等。”[3](P89)性别主义十分贬低妇女在社会中的价值,要求妇女服从僵硬的性别角色模式,以此证明男人的男子气,而女性的自信和自尊却在这种模式里消蚀殆尽。事实上,性别主义只给女性身份提供了两种选择:要么服从父权制,做一个“好”女孩、“好”妻子、“好”母亲;否则就是遭人唾弃的“坏”女人。那些敢于挑战传统的“坏”女人,往往被人利用和抛弃,在社区里得不到任何尊重。秀拉是不畏传统的,她宁肯做一个自由的舞女也不愿被套上婚姻的枷锁。她冲破重重阻碍,10年游历,却只换来“恶魔”的骂名。男人们垂涎她的美貌,却嘲笑她是“蟑螂”;他们和她调笑,却称她为婊子”。对她与白人男性的交往,黑人男性更是极端仇视,因为她的行为直接危胁着他们在社区中的霸权地位———他们不再是黑人女性的惟一。而其他的黑人妇女也对秀拉怀着敌意———她们怕秀拉抢走了她们的男人。在黑人社区里,秀拉无疑是最自由的女人,然而她也是一个完全孤独的女人。可以说,秀拉是性别主义最直接的牺牲品,而对于那些“好”女孩,婚姻则是对她们最高的奖励。性别主义披上了浪漫的外衣,被冠以爱的名义。“好”女孩被局限在家中,她们的个人愿望被强迫转向做母亲、妻子的职责。性别主义赋予男性重要的社会地位,而种族主义却使黑人男性难以履行养家糊口的责任。徘徊在理想的男子气与现实无奈的困境中,黑人男性最后只剩下一张王牌———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女人,于是在同性竞争中败北的黑人男性便往往将自身的挫败感全部倾泻在黑人妇女身上。“好”女孩奈尔的婚姻就是这样一场悲剧。她的未婚夫裘德屡屡谋职却总是失败。为了证明自己,绝望之余,他狂热地希望行使一个男人的权力而强迫奈尔嫁给了他。在这场婚姻中,奈尔的主体性被无情地遮盖了,她只是丈夫的附庸,一个男人的补充物。裘德最后抛妻弃子、流落他乡,只留下奈尔苦苦支撑,将自我意识包括性意识完全埋葬在男人所称道的母职之下。不难看出,对女性社会价值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其实都是出于男性的需要:他们希望“好”女人做妻子、母亲;而对“坏”女人则加以利用和控制,以此巩固自己的独断地位。其实这种往往以爱为借口的对女性的控制是根植于西方白人的价值观的。“在西方的价值观念里,爱充满了占有、扭曲和腐败。”[5]黑人男性和部分黑人女性内化了白人社会的性别角色模式。殊不知,这样的模式对于黑人男性与女性都会带来深深的伤害。对于女性而言,这样的爱与控制实在是一场不见血的杀戮。正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所言,与黑人男性相比,黑人女性的生活更为悲苦。除去面临相同的种族压迫问题,她们还必须承受女性所面临的来自男性甚至是本族男性的性别歧视。她们常被丈夫抛弃而在无奈之中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与白人女性相比,她们单身人数更多,子女更多;她们在劳务市场的比例更大,收入更低,工作的时间更长,家庭负担也相对更重。[6]可见,无论是秀拉样的惊世骇俗,还是奈尔式的默默承受,其实都只是黑人妇女陷于双重困境中的无奈之举。二在黑人社区中,性模式是与性别角色模式相吻合的。习惯上黑人男性可以主动地进攻女性,而女性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性的挑选。对那些不愿被传统性别模式所禁锢的黑人妇女,黑人男性既怕又恨。斯金(Schien)评论道:“我们(黑人男性)认为妇女应该在她们应在的位置上。只有这样,我们的权力才能得到保证。我们常常恐惧妇女对我们权力的挑战,特别是在卧室里的挑战。因此我们憎恨那些自大傲慢的女人。”[3](P103)秀拉正是这类为黑人男性所畏惧的女人。与奈尔不同,她对那些失意的男人绝无同情。相反她认为黑人社区和社会习俗对黑人妇女的要求过于苛刻,迫使她们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男人和家庭,而自身的要求却得不到回报,最终只能选择逃避自我。因此秀拉即使冒着被孤立的危险,也要努力摆脱性别主义规定的性别角色,在传统的女性角色之外寻找真正的自我。由于长期被看作男性的性目标和被动的性工具,秀拉选择了把自主的性爱作为反抗男权的手段,从这一点上对父权制进行了直接的颠覆。这实在是一个赤手空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社会价值的黑人妇女惟一能做的反抗。她主动选择与白人男性发生关系,被黑人男性骂为“婊子”。这些黑人男性一方面竭力地羞辱她,而另一方面也不放过将她继续作为性目标的念头。他们在脑子里反复想像她与白人男性的关系,有的年轻男人甚至在想像中折磨她。正如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臭名昭著的强暴一样,黑人男性对女性的折磨同样与父权制紧紧相连。这种对女性的占有剥削“在一定程度上把黑人男性与白人男性联系在一起,因为二者都惧怕女性不受拘束的自主的性欲”[7]。因此黑人男性对秀拉的折磨不仅是对她自主性的憎恨,更是对男性权力旁落的恐惧。女权运动中,女性主义者坚持女性应该摆脱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性工具角色,她们应该采取性主动的态度,主动地选择自己的性伴侣,从而改变传统的性模式。艾伦·威利斯(Ellen Willis)在《走向女性主义性解放》一文中就曾指出:“性解放不仅要消除对女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创造培养满意的性关系的社会和精神条件……性别不平等正是影响性愉悦的重要障碍。”[8]秀拉实际上正是因为扮演了性的主导者角色而为黑人男性所唾骂的。传统上,女性应是羞怯、脆弱、没有性意识的,即所谓“女性化”的,而秀拉却不甘于传统的角色定位,大胆地抗拒固有的性模式。如男人挑选女人一样,秀拉任意地选择男人也抛弃男人。她勇于冒险,相信自己,乐于尝试任何事物,以此来追求父权制中独属于男性的权力。莫瑞森曾将这种冒险精神称作男子气,她说:“他们创造自身,希望发现自身。这种气质在女性身上也有。秀拉在这方面是男子气的。”[9]确实,秀拉与不同男性的一系列不带感情色彩的性行为正是她寻求自我的途径。现实生活中,黑人妇女从来没有被男性当作完整的独立个体来对待,在性关系中更是如此。最终,秀拉放弃了在性行为中与男性融合的努力。与男性的性关系只是她发泄情感的渠道,是感受自我存在的场所。当她追求性的权力时,她不是在寻找一个同伴,而是在寻找另一个自己。感受着自身的持久力和无限能量,秀拉觉得躺在一个男人身下处于就范的地位是天大的讽刺。只有在性行为以后,她才能短暂地感受到一个真实的自我,在那无边无际的孤独中体会到暂时的和谐与完整。性只是这个可怜的女人感受自我存在的惟一途径。在这场游戏中,只有性而没有爱。可见秀拉放纵的行为其实并非是对性本身的兴趣,而是她深刻体会自我真实存在的精神历程。然而在这种试验性的生活里,她不但没能找到自我,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孤寂,为她自身的火焰所深深伤害。像一只扑火的飞蛾,她为了理想搭上了身家性命!生长在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受祖母夏娃坚韧的性格和母亲汉娜放纵的行为所影响,秀拉带着她与生俱来的热情不断创造,希望摆脱既非白人也非男人的两难处境。然而,单纯的性行为对她而言并不足以表达她的感受,放纵的性爱只能给她带来孤独与绝望,而这种绝望是那么深刻,抹掉了一切有他人存在的可能性。每一次她都希望能集中力量感受自我,可每一次的结果都是支离破碎:“全身的一股股力量在她体内聚集,看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挣断……但它还真断了、散了。在那狂风骤雨般的欢乐之中有一只悲切的眼睛。”[3](P116)对于秀拉,性爱不仅没有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深了她的孤寂感。她全力地反抗传统的性模式,极力地追求自主性,却不懂得性别主义导致的性别不平等才是她的悲哀之源。只有消除了这种不平等,她才能感受到性的愉悦,真正体会到个体的和谐与完整。在《教育黑眼睛的苏珊们》一文中,玛丽·华盛顿(Mary Washington)曾按历史阶段将黑人女性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悬挂的女人,她们完全是社会和男性的牺牲品,对自身的处境无能为力;第二类是同化了的女人,她们希望被白人社会所同化;第三类是刚独立的女人,她们逐渐意识到自身在精神和政治上所受到的压迫,开始希望开创一种崭新的生活,常常进行激进的实验,盼望目前的生活能有所改变;而最后一类则是解放了的女性,她们知道她们想要什么,并开始追求它。[2](P83)很明显,秀拉尚处于第三阶段。她已经开始觉醒,明白地知道自己的悲剧在于既非男人也非白人,然而她对自己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却并不清楚。我们承认秀拉是性别主义的牺牲者,也是积极的反拨者,然而她有局限性。她的局限性在于“她不能与他人建立联系,她不爱任何人”[10](P144)。在她的一生中,秀拉几乎没有从他人处得到过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她也从没付出过什么。因为没有找到一个正确有效的渠道来表达感情,秀拉错误地将一系列的性游戏作为自己的解放之路。然而这种实验性的生活从一开始便注定着失败,她在性爱过程中即兴创造的自我其实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自我。如小说所言:“她没有中心、没有可以围绕之生长的中心。”[3](P103)换言之,她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联系事物的标准。她确实打破了传统,可她认识事物的方式是孤立的。秀拉曾承认她的心里有一片空地,而这空地需要的恰恰是爱、理解和责任。所以秀拉仅仅是一个刚刚有着独立意识的黑人女性,她离真正的成熟和解放,还有一大段路要走。的确,承认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并不代表女性就要走向憎恨男性的另一个极端。如果这样,女性主义者也仅仅是完全推翻了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而不能对它进行有效的抨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中,女性主义者倡导的是通过激进的手段达到与男性地位平等的目标。但在这两次浪潮中,白人女性主义者均占据了主导地位。她们漠视黑人女性切身的种族压迫,要求黑人女性承认性别歧视大过种族歧视。而所谓的黑人解放运动,是以黑人男性为中心的,他们的口号是种族压迫大过性别压迫。在这两个运动中,黑人女性总是处于被迫沉默的状态。如何在困境中求得生存?如何面对女权主义主体的种族意识?这是黑人妇女必须思考的问题。事实上,许多黑人女性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艾丽丝·沃克就提出了“女性主义者”(womanist)的说法,其定义之一便是“爱自己的男人”。莫瑞森也提出“民族文化女性主义”(ethnicculturalfeminism),强调黑人女性一定要回归社区、回归黑人性,与男性同胞联合起来。[2](P394)其实,这才是黑人女性在夹缝中的无奈应对,也是黑人女性主义与白人女性主义的重要区别之所在。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黑人妇女绝对的自由从来就不曾有过。黑人女性无法也不可能将黑人男性从生活中完全抹去。因此,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是同化白人主流文化的性别主义,成为压迫黑人妇女的帮凶,还是与黑人妇女联合起来,与共同面对的种族主义作战,这是黑人男性必须作的选择,也是莫瑞森为何特别在《秀拉》一书中集中探讨黑人男性对黑人妇女的性别压迫的原因。阿杰克斯是秀拉在社区中的黑人恋人,他尊重妇女。平等的恋情给予了秀拉从未有过的完整感,实现了她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标。秀拉的证明命运了在种族主义的阴影下,黑人妇女只有与这样的黑人男性联合起来,才有可能超越孤独,寻求到相对的自由。这不仅是对黑人女性的启示,也是对黑人男性提出的要求。秀拉与阿杰克斯的恋情蕴含着深深的同志情谊。阿杰克斯对待妇女的方式不同于其他黑人男性,他关注的是女人的灵魂而不仅仅是她们的身体。他从不企图控制妇女,或是把她们作为自己的延伸,相反,他尊重她们,使她们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阿杰克斯与秀拉的地位是平等的。这种珍贵的平等关系,秀拉仅仅在少年奈尔身上感受过。莫瑞森曾说:“阿杰克斯是惟一一个和秀拉谈话的男人,是一个让她恣意而为的男人,是一个让她希望有所付出的男人,是一个让她努力建立一种永久关系的男人。”[10](P18)与人交流合作的感觉是他们恋情中最珍贵的部分,也是秀拉在其他性游戏中所缺失的部分。正是这种联系使秀拉第一次感受到了完整的自我,达到了男女间最佳的交流状态。在他们的性爱中,秀拉喜欢居于上方。这使她确信自己具有控制身体的权力,并由此进一步证明自身的存在。这与躺在其他男人的身下是多么不同!在他们的关系中,秀拉希望自己是发掘阿杰克斯身份的雕塑家。想像中,她手握锥子,刺进阿杰克斯的身体。她抹去了他脸上的黑色,露出下面的金色,再露出了石膏层,直到一层沙土出现。在研磨的过程中,秀拉希望发现阿杰克斯的真实本质。她的行为在隐喻的层面上颠倒了两性之间的性模式。“尽管身体被阿杰克斯进入,但秀拉在想像中已经通过锥子刺进他的身体,从而占据了文化上的男性主导地位。”[11]但当这种研磨发展到极致,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便转向了占有关系,从而导致了他们之间恋情的崩溃。这一次是秀拉开始思考如何为沙土浇水,使它永远肥沃。由此可见女性对男性的占有欲,正如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欲一样,是多么地具有杀伤性!因此,对父权制的颠覆并非是彻底的颠倒性别模式,而是发展一种和谐平等的同志情谊。不幸的是秀拉走得太远而最终丧失了她一生中惟一一次真实的与男性交融的机会。在黑人妇女的生活中,种族、性别是不可分的两部分。在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种族主义使秀拉沦落为被白人视为性对象的演员,即使在黑人社区,她也必须面对着来自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从小她就受尽侮辱,成年后更为男人所唾弃。秀拉实际上是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双重压迫下的牺牲品。她性情古怪,而这又正是她所处的社会限制其自由的结果。而她始终坚持着和所有压迫作战,努力地追求自尊、自由和个人的完整,这种勇气是为人称道的。然而,秀拉企图以个人的力量发起一场对世界的战争,却在这场孤独的战争中失掉了自身的平衡。她以极端个性化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狂热地追求着性的自由,却无法与他人建立任何联系。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像一团熊熊烈火把她灼伤,最终一个人惨死在封闭的阁楼上。不难看出,对黑人女性而言,绝对的自由从来不曾有过。她们真正应关心的是如何在双重压迫的夹缝中求得平衡与完整、爱与生存。正如女权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所倡导的:女性应学会与男性建立联系,将他们视为朋友、爱人和战友。艾丽丝·沃克也曾提出,黑人女性必须与黑人男性协作起来,才能成就整个种族的生存与完整。[2](P97)事实上,在奴隶制和战后重建时期,黑人男性与黑人女性的确曾是同一战壕里为争取自由而战的同伴。他们同是种植园经济下的被剥削者,黑人妇女也因此曾有过强烈的自主意识和与黑人男性合作的关系。莫瑞森曾说过:“黑人男女的关系更倾向于同志关系,而非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12]然而,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又都是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内在化了的白人意识形态使他们相信西方的价值观,男性企图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主宰,妇女被置于边缘地位,二者却都为僵硬的性别角色模式所深深伤害。因此,黑人男性只有祛除西方白人文化的影响,才有可能与女性一起为自我的生存而战。而黑人妇女也只有与黑人男性建立相互理解、和谐平等的同志关系才有可能超越性别主义带来的孤独,与男性一道面对种族主义的威胁。秀拉与阿杰克斯的恋情无疑是莫瑞森为黑人女性争取自我指出的解放之路。

参考文献:

[1] Smith, Barbara.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A]. In

Jacqueline Bobo (ed.).Black Feminist Cultural Criticism[C].

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Inc.,2001.15.

[2] Tyson, Lois.Critical Theory Today[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9.

[3]Hooks,Bell.Ain’t lA Woman[M].Boston:South End Press,

1981.

[4]托尼·莫瑞森.秀拉[Z].胡允桓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8.

[5] Tate, Claudia.Black Women Writers at Work[M]. New York:

Continuum, 1983. 123.

[6] Wood, Julia T.Gendered Lives[M]. Washington: Thomson

Learning, 2001.80.

[7] Peach, Linden.Toni Morrison[M]. Hampshire: Macmillan,

1995.53.

[8] Hooks.Feminist Theory:From Margin to Center[M].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0. 150.

[9]Williams, Lisa.The Artist as Outsider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and Virginia Woolf[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104.

[10]Taylor-Guthrie, Danille.ConversationswithToni Morrison[C].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11] Duvall, John N.The Identifying Fictions of Toni Morrison

[M]. NewYork: Palgrave, 2000. 61.

[12] Mori, Aoi.Toni Morrison and Womanist Discourse[M].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7.

收稿日期:2003-11-10

作者简介:王海萌,,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教师,硕士,主要

从事英美文学研究。